文｜吴钩

让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：哪一个朝代最适合拿来作为武侠小说的时代背景？有位网友说：“个人认为，最适合写武侠小说的历史时期，应该是各种矛盾激化最为激烈的年代。皇帝、忠臣、奸臣、宦官、锦衣卫、东厂、西厂、倭寇、百姓、民间组织、帮派，每一个元素之间都存在矛盾，都可以当做写作的材料。”显然，他说的这个时期就是明朝。

但令人大感意外的是，金庸十五部武侠小说，除了架空历史背景的《连城诀》、《侠客行》、《笑傲江湖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我们这里略过不谈，《越女剑》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末年，《天龙八部》发生在北宋后期，《射雕英雄传》发生在南宋宁宗朝，《神雕侠侣》发生在理宗朝，《倚天屠龙记》从南宋末年写到元朝末年，嘎然止于朱元璋建立大明前夕；《鹿鼎记》、《鸳鸯刀》、《书剑恩仇录》、《雪山飞狐》、《飞狐外传》的故事背景均为清朝，明确以明代为背景的，只有一部《碧血剑》，但那也是明王朝快灭亡的时候了。

金庸为什么不写明朝前期、特别是朱元璋时代的江湖与武林？这或许跟金庸个人的好恶有关，但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，会发现朱元璋时代的江湖——如果那时尚有江湖的话——是多么的寂寞，波澜不兴，根本不适合江湖侠客与绿林好汉生存。

我们常说，有人的地方，就有江湖。其实未必。江湖的形成，需要很多条件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：流动性。江湖永远是流动不居的，所以江湖中人才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叫做“走江湖”、“闯荡江湖”。热爱冒险的游侠、出没不定的盗贼、繁华的市井、过往的商旅、押送货物的保镖、暂时歇脚的客栈、游戏人间的浪子、漂泊的剑客、游方僧人、游手好闲的城市闲汉，等等，构成了永远也平静不下来的江湖。没有流动的江湖客，便不会有江湖。

但江湖社会的这一特征，是朱元璋无法容忍的，他建立明王朝之后，马上就镇压社会的流动性，以举国之力建设静止、安宁、井然的社会秩序。朱元璋相信，“上古好闲无功，造祸害民者少。为何？盖九州之田皆系于官，法井以给民。民既验丁以授田，农无旷夫矣，所以造食者多，闲食者少。”（见朱元璋《大诰续编序》）他的全部努力，就是要恢复这个他想象中的“上古”秩序。

为此，朱元璋全盘接过元朝的“诸色户计”衣钵，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分工，划为民户、军户、匠户等籍，民户务农，并向国家纳农业税、服徭役；军户的义务是服兵役；匠户则必须为宫廷、官府及官营手工业服劳役。各色户籍世袭职业，农民的子弟世代务农，工匠的子孙世代做工，军户的子孙世代从军，“不得妄行变乱，违者治罪”。

朱元璋还亲制《大诰》、《谕户部敕》，要求士农工商“四民务在各守本业”，农民必须老老实实呆在农田上，不可脱离原籍地与农业生产，想弃耕从商？那是必须禁止的，只许“贾于农隙之时”；而且，“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”，他们平日里，每一天的活动范围，都应该控制在一里之内，“朝出暮入，作息之道互知”；就算碰上饥荒，逃荒外出，地方政府也有责任将他们遣送回原籍；从事医卜之人，也“不得远游，凡出入作息，乡邻必互知之”。

居民如果确实有出远门的必要，比如外出经商，必须先向官府申请通行证，当时叫做“路引”、“文引”。《大明会典》载有朱元璋创设的“路引”制度，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规定的：

其一，“凡军民人等往来，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”。军民如果要离乡百里，就必须向申请通行证，经官府批准之后方许启程；获准外出的商民，在按规定的日程回到原籍之后，还要到发引机关注销，“验引发落”。

其二，发引机关对“路引”的审批必须严格把关，“凡不应给“路引”之人而给引；若冒名告给引，及以所给引转与他人者，并杖八十”；“其不立文案，空押路引，私填与人者，杖一百，徒三年”。如果发证机关给不该领引的人发了“路引”，或者私填“路引”给人，或者有人冒名领取“路引”，或者将自己的“路引”转让给他人，都要受到惩罚。

其三，居民如果不带“路引”、擅自出远门，后果很严重，被官方发现、抓获的话，轻则打板子，重则充军、处死。法律要求，“凡军民无文引，……有藏匿寺观者，必须擒拿送官，仍许诸人首告，得实者赏，纵容者同罪。”

洪武六年（1373）六月，常州府有一名居民，因为祖母得了重病，需要远出求医，情况紧急，来不及申办“路引”，结果途中被吕城巡检司盘获，送法司论罪。朱元璋得报，说：“此人情可矜，勿罪释之。”感谢皇上开恩，这名小民才逃过罪罚。

还是洪武年间，朝廷开燕脂河，大征工役。这个工程累死了很多人，好不容易挨到工程完工，有一个工人却绝望地发现，他的“路引”不小心弄丢了，依法难逃一死，无计可施，只好等死。幸亏督工百户可怜他，跟他说：“主上神圣，吾当引汝面奏，脱有生理。”替他求情，朱元璋说：“既失去，罢。”再次感谢朱皇帝开恩。但是，如果皇帝未开恩，恐怕那名工人就要被处死了。

直到明朝后期，“路引”制度还一直保留，只是官府对“路引”的盘查与检验，不似朱元璋时代那般苛严而已。一旦遇上官府严查的时候，没有携带“路引”的流动人口，还是要倒大霉。陆容《菽园杂记》载有一事：成化末年，由于京师多盗典故，当时的兵部尚书派官兵“分投街巷，望门审验”流动人口，“凡遇寄居无引者，辄以为盗，悉送系兵司马。一二日间，监房不能容，都市店肆佣工，皆闻风匿避，至闭门罢市者累日”。没有“路引”的流动人口，都被当成强盗抓起来。

按朱元璋的要求，除了外出之人必须携带“路引”，邻里也需要掌握出远门者的日程，他们何日离家，出外干什么活，按计划何日归来，都要心中有数，如果发现有人日久未归，要向官府报告。《南京刑部志》收录有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）的一则榜文这么规定：“今后里甲、邻人、老人（耆老）所管人户，务要见丁着业，互相觉察。有出外，要知本人下落，作何生理，干何事务。若是不知下落，及日久不回，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告者，一体迁发充军。”

农村中，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之人，成了朱元璋严厉打击的对象。他亲订《大诰》，告知天下万民：“此诰一出，所在有司、邻人、里甲，有不务生理者，告诫训诲，作急各著生理。除官役占有名外，余有不生理者，里甲邻人著限游食者父母、兄弟、妻子等。一月之间，仍前不务生理，四邻里甲拿赴有司。有司不理，送赴京来，以除当所当方之民患。”

如果邻里对游食之人坐视不理呢？《大诰》警告说：“里甲坐视，邻里亲戚不拿，其逸夫者，或于公门中，或在市闾里，有犯非为，捕获到官，逸民处死，里甲四邻，化外之迁。”好可怕！

城市中的游手也受到朱元璋的残酷镇压。他在南京修建了一座“逍遥楼”，“见人博奕者、养禽鸟者、游手游食者，拘于楼上，使之逍遥尽，皆饿死”。又下令：“在京但有军官、军人学唱的，割了舌头；下棋打双陆的，断手；蹴圆的，卸脚；作卖买的，发边远充军。”（见周漫士《金陵琐事》；顾起元《客座赘语》）蹴圆，即踢球。军人学踢球，竟然要斫掉双脚。

经过朱元璋苦心孤诣的努力，社会的流动性被成功地限制在最低程度，明初果然是一派宁静、死气沉沉，“乡社村保中无酒肆，亦无游民”。明末历史学家谈迁回忆说，“闻国初严驭，夜无群饮，村无宵行，凡饮会口语细故，辄流戍，即吾邑充伍四方，至六千余人，诚使人凛凛，言之至今心悸也。”（见《博平县志》；谈迁《国榷》）

如此井然有序的中世纪社会，还有哪一个人敢出去“闯荡江湖”？此时就算还有一个“江湖”存在，也该是多么的寂寥、平静！

直到明代中后期，随着“诸色户计”制度的松懈，“洪武型体制”的逐渐解体，海外白银的流入，商品经济的兴起，“一条鞭法”的推行，明朝社会才恢复了两宋时期的开放性、流动性及近代化色彩，江湖才重新活了过来。